本文献给20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文章详细的介绍了A校后勤工人群体中保洁工人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包括工作时长、内容，食宿条件，业余生活等。并根据访谈中所了解到的保洁工人们的思想动态、家乡情况及家庭情况对其意识形态、都会存在的农村问题以及家庭关系进行简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调研真正开始前，首先进行预调研，摸排企业的整体情况，员工数以及调研会遇到哪些阻碍。依据情况安排分组进行正式调研。
正式调研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访谈对象，在访谈时对每一个访谈对象进行深入的交流，并进行录音。在交流之后通过录音整理录音稿，并按照访谈提纲的体例整理所有录音稿。根据整理好的录音稿，形成调研报告。
日常在校学习生活期间总是能看到保洁工人背着巨大的白色垃圾桶，盛着满满一桶垃圾蹒跚着下楼；也常常看到他们佝偻着身子在校园中的垃圾桶中翻找纸箱、饮料瓶；也见到他们在餐厅中捡食学生们丢弃的剩菜剩饭。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两鬓花白，年龄看起来同笔者的祖父母差不多。笔者很难无视他们艰难的生活，不可能对他们视而不见，因为它就发生在笔者的身旁，同样也发生在每一个看这篇文章的你身旁。学校中的后勤工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情况是什么样子？
带着这样的疑问，为了弄清楚学校中的保洁工人的生活情况，笔者会同几位同好对保洁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做了简单的摸排调查。我们总共访谈了宿舍楼、餐厅、学校外围的保洁工人一共约三十人，形成了以下调研报告，望读者对高校的后勤产业中保洁工人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承包A校保洁工作的是南方的一个大型物业公司，或者说集团。在本地区有分公司负责管理整个地区承包的所有单位的后勤服务。在A校，该公司共承包了宿舍楼、教室以及学校外围[1]的清洁和绿化工作，员工有几百人。
在管理体制上，工人之上的直接管理者是主管，主管上有经理。根据不同楼的范围大小，大约每五六座楼有一个经理、三个主管，一个经理管三个主管。承包的每个单位还有一个总经理。主管负责的内容主要是在自己职责范围以内巡回检查工作情况。
据一位工友的介绍称：“俺们这主管也都换了好几个了。为啥呢？这儿不好干。咋不好干呢？因为另外的地方要来检查，学校就得让来打扫，学校找事找得就多。有时候找的麻烦，一麻烦，有的（人）干着干着就泄气了。” 主管也十分忙碌，在检查之余需要写各种文件，每月到月底还需要写工作报告。他们同样也只是打工的，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一般——两头受气，人员的流动性也十分大。
而负责餐厅保洁工作的则是各个餐厅的承包公司，同前述物业公司并无关系。该校共有九个餐厅，其中只有两个是学校直营，其他全部都是公司承包。
在管理上，同前述物业公司基本相同，都有该公司专门负责日常保洁工作的主管负责管理。
物业公司同餐厅的保洁工人几乎都不是本地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年龄几乎都在六十岁以上。我们的访谈过程中遇到的年龄最小的是五十九岁，最大的在七十岁。据一位工友介绍：“（这里）大多数都是六十以上的，年轻的，给人家两千块钱人家都不干，工资太低。你说这个工资低，嫌这个活累，但是还有人干，人多嘛。”“打扫卫生（的人），岁数大了，你看那些年轻的谁来？那天他们说招不来人，我说你就招不来人。你们限制65以下，人家65以下的都不来，人家帮工一天三四百。人家都去工地了，谁来这个，这都是六十八九，七十往下的。”
笔者不由联想到了某地清退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工，可却不考虑他们的真实的生活需求。诚如一位六十七岁的工友所言：“那你不出来打工吃什么呢？没劳保，没社保，社保啥的都没有。”市场经济下一方面是所谓的道义上要建立对老龄人口的劳动保护，而一方面却去清退六十岁以上的工人。这些工人被清退了之后却更加缺乏物质保障，他们真实的需要被破坏得更加彻底。这实在构成了一幅市场经济下的讽刺画。
在A校，公司给出的报酬很少，并且工作强度十分大。于是，保洁岗位辛苦的工作与微薄的工资面对的目标群体几乎只有老年人。而由于这种老年人本身劳动能力的不足，公司一方面想用较低的工资达成交易，一方面又得购买足量的劳动力，于是就出现工友说的这样一种现象：“它一般也不敢拖欠工资，现在保洁工资也少，也辛苦，也没人想干。你想想看，国家重视环保，对于保洁，它必须要维护。要是没有维护，你这个生产环境怎么办？所以它是不敢拖欠工资，但它这工资也都少。”
问起工友们为何来此打工，听到的最多的回答是家中需要用钱。有的工友是为了给孩子攒钱结婚；有的是因为儿子外出打工，需要养活自己的孙子孙女，供他们上学；还有的是因为家中没有劳动力，只能由自己出来赚钱养家；也有一部分工友是因自己还有劳动能力，不愿在家中赋闲，但这部分属于极少数。如我们遇到的一位读过高中的老大爷这样介绍道：“我不在乎挣钱多少，我就是出来活动活动，心情舒畅。在家里面呆着不好，就是图个身体好。孩子也不跟我要钱，我也不跟孩子要钱。我大儿子，小女儿都是大学毕业的，都挣着钱了。（就是）家里面的地不想种，出来（打工）图一个快乐。”
而他们大多数是通过老乡、亲戚、打工时遇到的工友介绍来的。假如没有熟人介绍，公司招人困难，工友想要找到这份工作也不容易。
如前所述，想要干保洁工作的大部分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没什么渠道去获得物业公司的招聘消息，这就是进企业的大部分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的原因。但因为极大的人员流动率，这样仍然无法满足该公司的需求。
当他们来到A校时，不需要交任何东西，只需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与银行卡，再交五十元办理一张健康证就可以入职。工友们入职时都要签合同，但由于我们访谈到的工友没有一个认真看过合同，甚至有的工友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再加上合同都保存在该物业公司的经理处，工友没有保存，我们无法得知该合同的详细内容，甚至签的是不是合同我们都无法确定，因为那位上过高中的曾经的国企老工人告诉我们，“当时签了一个辞职报告，反正就是他们如果不想用你的时候，你也签了辞职报告，他们就能拿这个辞职报告把你辞退了，他就有理由了，就不让你干了。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单方面的，利于这个公司，不利于你这个干活的。”
当然，对于这个劳动合同的形式，我们认为形象工程的成分更多一些。对于后勤公司而言，只要一个工人没有做出太过分的事情，是不会主动辞退一个工人的，因为物业公司也很难招到愿意干保洁的人；而对于在工作的工友而言，他们也并不会将所谓合同放在心上，倘若出现争议，更多情况下是忍气吞声。这反映的是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被架空的现象，使人觉得这个法没有多少生命力。另外，工人们也不会轻易辞工，不少工人认为在A校工作相较于在外工作要好得多。如有一位工友以前在某餐厅工作，“在伙上给人家做饭，弄那马瓢那么大的小盆。后来又在学校里做饭。拿那个铁板挖饭，还得给他们舀出来呢。舀出来用个小车拉到外面。炒菜，切菜，啥活都干，啥都干过，光剁鸡剁的手都磨烂了，非常疼，可辛苦。”他觉得太累，又回到了A校继续保洁工作。
对于该物业公司来说，公司获得自己的报酬的渠道几乎只有学校拨款，而没有其它渠道。于是，如果没有“开源”的方法，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只能想方设法去“节流”，从各个方面去缩减成本。这样，该公司的保洁岗位能给出的工资只能吸引那些劳累了一辈子，无法再从事重体力活的老年人了。而他们又几乎是不受劳动法规保护的人群，再加上法律意识不强，这就给了公司不签合同，游走在法律边缘赚钱的机会。
“这个保洁是最低级的一类人了。你看，当时毛主席说：‘职务不分高低，人无贵贱之分。’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保洁，一个是劳动强度大，再一个拿的报酬少。如果碰见比较开明的领导比较好。保洁就是辛苦。”
大部分的工友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人生已过大半辈子。他们这一辈子如同蜡烛一般，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子女的生活燃烧。前半辈子，他们在工地上、农田中售卖自己的生命，当自己的劳力与健康几乎被榨取干净时，教育、医疗、住房却又逼得他们来到A校燃烧自己余生的价值……
在餐厅，他们每天四点半从职工宿舍起床，到达餐厅大约在四点五十。到了之后擦桌子，拖地。干完之后可以休息约四十分钟，同时在这个时间段里吃饭。学生的饭点大约在七点十分到七点五十，到这时就要开始收拾学生吃完的残羹剩饭。学生饭点过去，又要开始擦桌子，清倒泔水。九点左右再拖一遍地，大约十点半可以忙完。从这时到十一点半如果经理没有安排其它任务，就可以休息一个小时，但大部分时间都有安排的杂活。中午饭点继续重复早上饭点的活，到一点结束，可以午休两个小时，但值班人不能休息。下午两点四十开始上班，擦桌子、拖地，一直到晚上七点下班，但需要有一个人值班到八点。
餐厅的大小都差不多，每一个餐厅的保洁服务人数基本上是十个左右，我们以一个餐厅为例：该餐厅位于一楼，保洁总共有六个。以餐厅中间为界，一边三个人。一人清理桌子，两人在收餐盘处收餐盘，轮流换班。谁收拾桌子，谁负责中午和晚上的值班。“晌午一点走，你不能下班，还得值班。人家俩人收碗，一点了他们走，这你接着他干。黑了七点他走，你这桌子赶紧擦一遍，然后接着他收碗。”除此之外，还有四个洗碗的工人，一个负责把收好的盘子送到洗碗间的机动工人以及一个负责管理的组长。
在宿舍，按照规定，他们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中午十一点半休息，下午一点半上班，晚上五点半下班。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四点左右就起床了，四点半收拾好，去拖地。拖完地大概在六点半，然后去打卡。工资结账是按打卡算的，每天需要按照上述规定时间打四次卡。有的在宿舍里住宿的工友甚至“半夜两点半起来拖地，拖完天还没亮，又回来睡一会。”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学生起来的早，得早点拖地，等学生起来了就踩脏了。”
打完清早的卡之后他们会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回到宿舍楼中开始将宿舍里堆积的垃圾分拣开，纸箱、瓶子、饭盒等留下，攒够了一起去卖，其它的垃圾用大桶装起来一步一步地搬或拖到宿舍楼下的垃圾集散处。尤其是在六楼打扫卫生的工友，运一趟垃圾就需要休息很长时间。每栋宿舍楼下都会有几个大垃圾桶作为垃圾的集散处，学生们自己带下楼的垃圾也会被扔到此处。保洁工友们平常除了打扫卫生，也会在这里分拣垃圾，将能回收卖钱的垃圾捡出来。这样从楼上“下垃圾”的过程，每天最少要有两次，早上和下午各一次。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清扫厕所，清扫扶梯，墙上的瓷砖也都要擦一遍。
这些生活垃圾，从入学第一天起，学校就声明需要自己带到楼下，不能在楼道里堆积，宿舍楼下每天都有大喇叭喊，甚至楼道中的垃圾桶都被撤了。可就笔者的观察而言，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垃圾在楼道中堆积。有的时候学生在宿舍聚会之后，会产生更多、更难清理的垃圾，还会有喝醉酒之后的呕吐物。各种各样的垃圾混成一大堆，只等着保洁工友们来处理。如果没有这些堆积的垃圾，工友们的工作量至少要减少一半。笔者曾经提醒过一些乱丢垃圾的同学，可得到的反应却是：“他们拿的就是这钱，就应该办这事，这是等价交换懂不懂！？”好一个等价交换！
相比较于餐厅保洁，宿舍保洁是较为灵活的，每天的活都相同，工作量也差不多，一般而言他们不会按照打卡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除非在上午经理检查的多的时候。在其他时候，绝大部分是下午，他们是什么时候有时间、有力气，能去干就去干。而在餐厅一天到晚都离不开人。总体而言，他们的工作时长是差不多的，但餐厅保洁更长一些。
在教室，工友们的作息时间以及工作内容同在宿舍的几乎无异。只是在工作内容上稍有差别，因为教室的保洁需要打扫教室。
在外围，工友们的工作时间相对更短，整体的劳动强度也相对低一些，但一旦活多便是较重的体力活。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上午七点上班，十一点下班，下午一点上班，五点下班，不加班。一周休息半天。但在忙时，如秋天清扫落叶、冬天清扫积雪时就是干完为止。
我们不妨听一下一位外围工友的介绍：“不怕有树叶，只要白色垃圾没有了，烟头没有了。这个烟头还有白色垃圾无论如何得没有，现在这包的面积大了。你像这老师们有哩也不行。那有个车在我面前停着，我真想骂他，这个车上（的人），烟头、烟盒、卫生纸，一弄，都到这车底下。他有哩不行，随手一撒，你就捡不完。就像那（电动车）充电似的，一天得七八回捡。贴条子（贴条子是为了防止别人拔自己的充电器）哩，他就在那车上贴条子，一贴，一撕，随手一扔，一天得七八回扫。就热天的时候，热了可坐着歇歇，他们（指经理）也不咋说。这你要坐也不是一直坐，坐一会就要转，就得去给白色垃圾捡捡。”
谈起节假日，餐厅的工友们说：“没假期，有事了就找人替，不干没有钱，月底了就看这个月出勤了几天。”宿舍的工友们说：“放假和不放假一个样，为啥这样说，星期天、星期六天天有垃圾，还是咱的活。他也没有啥报酬，等于说是恶意让劳动。”外围的工友们说：“你说咱们这个保洁，又不是属于国家公务员，节日跟咱们没啥关系。”总的来说，对于餐厅的保洁而言是完全没有节假日；对于宿舍与教室的保洁来说虽然名义上有双休、节假日，但是实际上活还是要干，因此等于说也没有节假日，事实上宿舍的保洁更像是承包几层楼的小包工头，只不过干活的只有自己；对于外围的保洁而言，日常的周末可以休息，但工作忙时例外。
在学校寒暑假时，若有疫情，学校都要完全清校，反之会保留营业一到两个餐厅，也会有学生留校。仍在营业的餐厅的保洁可以选择不回家，继续工作；在宿舍楼，即使只有少数学生留校或没有学生留校，宿舍保洁仍可以选择留校继续工作；外围则是轮休，一部分需要离开，一部分仍要留下。一方面，这是因为学校仍有打扫卫生的需求；另一方面，这是因为物业公司担心暑假两个月的“失业”会使一部分工人流失，去到别的岗位上而不回来。在寒假时，因为本身时间较短，且有春节要过，一般会让工人在春节时放半个月假。当然，这是不带薪的。
直营的餐厅中，有三分之一的窗口是学校自己经营，自负盈亏的。三分之二的窗口仍是承包出去，只是中间没有公司再转包。在这种餐厅中，工人的工资在两千五上下浮动，不同的岗位工资有差别。洗碗、机动的相对高一些，保洁工资低一些。一位工人说的很好：“你这没算那合十二个钟头，按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俺这都合十三四个钟头了，你算算这一个钟头得多少钱？”公司承包的同直营餐厅的工资差不多，因为两千五左右的工资已经是能给到保洁的最高的工资了。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稍有不同，承包的餐厅的保洁需要干到晚上九点才能下班，并且每天拖地的次数较少。
A校共有若干宿舍区，每个宿舍区分为若干宿舍楼。其中只有一个宿舍区有层数在六以上，并配备了电梯，其它宿舍区的每一个宿舍楼的层数都是固定的六层。
在楼层数为六的宿舍区，根据楼道不同的长度，工人们会被分配不同的楼层去打扫，也有工人主动要求多包几层。大部分情况下，工人们会选择包三层。一层楼八百元，三层楼总共两千四百元；少数情况下，有工人包两层有较长走廊的楼层，一层楼一千元。他们没有奖金，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福利。也就是说，无论干好还是干坏，工资都是不变的。如同一位工友所说：“谁管啊，你们这学生娃都不懂社会，基本工资给了就不错了，奖金什么的都别想要。按理说咱这踏踏实实干一年了，最少应该发个奖金啥的，（但）啥都没有。以前在工地，那老板年末给红包，还请大伙去酒店吃顿饭呢。这公司不行，要是工地要我，我还是想去工地干。”
A校的教学楼同样也是根据条件不同的楼层去分配的，大一些的教学楼是一人包一层，稍微小一些的教学楼是一人包好几层。根据不同大小的的工作范围，工资在两千五上下浮动。
A校的外围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区域分配清洁区，但是工资都是相同的两千五。公司的所有员工都会扣押一个月的工资，比如四月份给的是三月份的工资，五月份给的是四月份的工资。
此外，由于在宿舍楼学生们产出的垃圾很多，宿舍的保洁工人们会轮班在宿舍楼下的垃圾集散处值班，分拣垃圾，收集废品卖钱。每个人平均一个月能挣七百元；而教室的废品收入就较少一些，每个月约有二百元；外围则几乎没有。在这之外，也会有一些其他岗位的工友流动在不同的“势力范围”之间捡拾废品。
在节日的时候，公司会适当给工友们发一些福利。如在春节时发的米油，在中秋节时发的月饼。但是，发米油并不实用，因为在职工宿舍自己是不能做饭的。即使有工友想带回家，路途遥远，米油又太重，他们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
另外我们还了解到一个现象，有工友告诉我们，即使是这些福利，也是他们争取来的：“大家聚在一起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但另一些工友却并不了解这件事，反而说：“这总是人家（公司）有那个心意。”
该公司不提供任何奖金，但在不是特别过分的情况下，也不会罚钱。在问及宿舍的工友们检查与罚款情况时，我们得到的最多的回答是：“他不过是嘴上说说（罚钱），督促。”
虽然不罚钱，但也会出现刁难的情况，如以下这个例子：“要挑你毛病，哪都是毛病，跟交警挡车一样，你说你手续啥都有，就是挑你毛病。我对它确实是有看法，确实是。有时候说你这弄得不清了，那弄得不清了，有时候（它）进那个卫生间去，说有气味了。我就说这是个卫生间，又不是那食堂，这卫生间啥气味？对不对？不是清理的很干净，你弄这设备也有问题嘛，你拖把不干净它能没气味？这能怨我？咱总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给它冲水吧。对不对？”
但是，大多数主管并不会每天都来检查，而是将该项工作分给每栋楼的宿管，由他们代替自己检查。自己只是有时间了就来转转，且不会上太高的楼层。宿管在检查时，走过场的成分更多一些，仅仅象征性地走一走，看看哪里有明显的垃圾，并在记录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时间就结束了。而主管偶尔来的时候，也不会说太多，只是习惯性地说一说工作的不足。由此，工友们同主管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在我们询问时大多数工友都认为主管对自己还不错。
而餐厅主管对工友的检查就稍微严格一些，因为餐厅经常有校领导就餐。“他不定啥时候来转转，来看见就罚。他也没规定，反正是他高兴了，过来他不罚你；不高兴了，他过来一看有灰了就罚你五十，说一百就是一百，也没明文规定。他这啥也没规定，就逮到说罚多少就罚多少，也没写。”按照工友的话就是“你干苦力的，啥时候主动权都是在当权者手里了。”
当工友有事需要请假时，是没有工资的，但活还是那么多，还是需要干，并且在宿舍还存在不仅没有工资，反而需要给替自己干活的人发工资的现象：“你不在这干，你回家了，你还的给其他人付工资。这就是请一天，差两天（工资），工资更低。不合理的地方就这。按道理你（经理）应该协调，我不挣你工资，我不能再出工资了。可是它不管你这事。”一般来说如果有人请假，工友们都会互相帮忙。多出一些力，替请假的工友干活，这样自己请假时也有人替自己干活。
辞工同入职一样，都不需要履行什么手续，毕竟，公司同工人之间除了工资也并没什么其它更多的联系了。
但是，为了防止工友突然辞工导致必须要做的保洁工作没人做，如果需要辞工，必须提前一个月向主管提出申请。如果直接走，那么很有可能扣押的前一个月的工资就不会给了，就相当于白干一个月。
工友们的住宿条件也不同。宿舍的保洁大部分住在宿舍里，教学楼的保洁大部分住在教学楼里的小房间（改造的无障碍卫生间），他们中的部分也会住在统一的职工宿舍。
职工宿舍有六层高，下几层有其它用途，不能住人。条件和学生宿舍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四到六人间。宿舍没有空调，有的连电扇也没有。据工友讲，热的时候他们都在外打地铺。另外环境也差一些，主要是太乱。这是因为工友的流动性较大，一位工友离开之后会留下很多不要的物品无人收拾，久而久之就十分杂乱，并且有很多坏掉的设施无人修理。
对于老年工友来说，不仅上楼时会很累，如一位工友所言：“我是五楼嘛。回去那上个楼累的不得了。也没电梯。要休息两下才能上去。”而且住上铺，爬上爬下的也会十分考验工友们的身手。“那都是年龄大的，那么大的年龄，谁上那里住啊。上去那么高，晚上小便了，摸黑摔倒了怎么办？”于是工友们大部分都不会睡上铺，要么打地铺，要么再拉一个床板在下边搭一个床。
在宿舍楼以及教室住的工友都会被就近安排住处。在宿舍，一般会安排一个稍微大一些的房间，一般可以放下几张单人床，不需要睡上下铺。但有的宿舍楼因为条件限制，只能住学生宿舍，再加上全校的学生宿舍都是上床下桌，无法睡下铺。在此住宿的腿脚不方便的工友只能同职工宿舍一样打地铺或找一块床板自己搭床睡。
由于前些年有工友在宿舍使用电器酿成了事故，虽然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但仍被校方处罚。除集体的职工宿舍外，工友们住的宿舍的电都被断了，只有电扇和照明用灯有电，甚至给手机充电都要去楼下宿管的值班室充。按照工友的说法是“真的是小题大做，手机充个电都不方便。他不管事，只考虑自己，受委屈也不管，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我们说话都没什么地位的。反应没有用，一块反应也不行，天下的鸡蛋合一块也打不过石头，咱说话都没一点分量。有这口气图个啥，说话也不解决问题。人家说啥是啥，正确的执行，不正确的也执行。”
由于宿舍没有地方洗澡，工人们只能去学生澡堂洗澡。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澡堂是需要使用校园卡的，而工人用的校园卡在充钱时，每充一次钱，就要扣掉一部分，比例是固定的。这就逼得不少工人几乎不去使用校园卡，也因此他们到学校之后几乎不会洗澡，最多也不过是用毛巾沾水擦一擦把身子。笔者在进行访谈时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体味，只不过，这种味道的来源是不合理的制度，而非工友们自身。
由于宿舍没办法做饭，所有的工友吃饭都要到食堂。极少会有工友一天吃饭的消费超过二十元，绝大部分在十元左右。甚至有一个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攒钱娶媳妇的工友“一个月花一百多块钱。我在家带来点馒头啥的，挂窗户外面，吃点喝点水。太贵，餐厅太贵。我来的时候一百四十多斤，一下子给我掉到了一百二。哎呀，不舍得，我们这钱还要拿回家，儿子还要结婚呢。我有时候买点小米我自己偷偷做呢。宿舍电都停完了，我自己搁茶壶里偷偷做。”此外，在餐厅的工友有时候会将学生端过来的完整、干净的剩饭剩菜留下自己吃。
每日的吃饭的花费是工友们每日消费中占的比例最大的。除此之外男性工友还会有抽烟的费用。而服装、日用品等则是能省则省，大部分实际上是捡的学生不用的，尤其是衣服鞋子等。
如前所述，保洁工友们大多一天需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大多数早上四点多就要起床。于是，在晚上他们就需要早些休息，以保证充足的睡眠。
对于宿舍的工友来说，如果今天不轮到自己分拣垃圾，就会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去睡觉；如果分拣垃圾就不一定了，什么时候能忙完，什么时候才能去睡觉。教室的工友与宿舍的工友很相似，都是属于工作时间较为灵活的。他们一般下午下班之前就可以干完全部的活，因此晚上的休息时间也相对较多。对于餐厅的工友来说，无论不值班七点下班还是值班八点下班，他们工作结束之后的第一件事都是回宿舍，抓紧时间睡觉。而外围的工友们上下班时间较为准时，他们的空闲时间也更多，通常情况下活也更少，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
对于餐厅的工友而言，每天都是两点一线，从床上到餐厅，再从餐厅到床上，除了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其它再也没有业余时间。就笔者的观察而言，他们一般会在没活干的时候以及吃饭的时候刷小视频或看电视剧，除此之外再无娱乐活动。
对于宿舍和教室的工友而言，虽然时间较为灵活，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同餐厅的工友一般被牢牢地束缚在岗位上的，因为需要有人不断地清扫。他们面临的同样问题是活太累，需要不断地爬楼梯，以至于没有精力进行其它活动了。当然，也有一些工友会去打篮球、或者去散步，和学生们一起跳广场舞，但这仍然是极少数。每天的生活只有工作的才是大多数，如一位工友所说：“这（工作）就等于说是栓到这了，不用绳就把人栓到这了。”
外围工友虽然有更多的业余时间，但大多数人仍然不会进行除了刷小视频，或者是看新闻联播之外的娱乐活动。
至于看病，工友们这样说到：“有时候生病非常作难。身体不适得自己去看。”尤其是学校的校诊所实际上并不治很多老年人的病，连一些老年人常用的药都要出学校才能买到。再加上公司不给上社保，工友们也没有本地区的医疗保险，只凭借微薄的工资，很多工友们实际上都处在一种不敢生病、生不起病的处境。有一位双腿关节炎的工友负责打扫三楼的卫生，即使是已经到了走路都是颤颤巍巍的地步，仍旧没办法拿出足够的钱去做手术，为了生存还只能继续坚持工作。
保洁工人们面对的对象是学生，每天打扫的垃圾，收的旧纸箱、饭盒等等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学生。学生们如何对待学校环境，直接决定了工友们工作的强度。如有工友提到“咱这学生也不自觉，有时候一喝酒特别麻烦，小便池里面都弄堵，很麻烦。有些学生也乱扔，吃过（的）泡面（盒）还有瓶子那东西随便扔，洒的哪都是。”但很多工友们却看得很开，如“人这十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人不一样人，木不一样木，有好的有坏的，也不能说完全都一样。自己的孩子要是有俩三，还有调皮的还有不调皮的，同样都是这个道理。就说这吐痰说不让往地上吐，有的就吐墙上。”
但是就我们的调查情况而言，大部分的工友们认为善良的学生多，低素质，不讲社会公德的仍然是少数。“学生都可好，我和学生打交道一两年了，都帮忙。学生还是有文化啊，好得很。”在学生返校的时候，宿舍的保洁工友们会主动帮学生们往楼上搬东西，有的工友们被学生们送过吃的、喝的，还有工友被毫无交集的学生拉去喝酒。
这些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工友，关心工友生活与工作的人，为工友们带来了工作辛苦之余几乎是唯一的欣慰。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生们带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总是“尊老”的，可一旦真的涉及到自身的利益了，却总是狭隘于自身了。如在宿舍楼的QQ群里，笔者曾经看到群内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说工友们的生活很苦，工作很累，可当笔者提出要干些什么来帮助他们时，群内便一下子冷清了，回应者寥寥。脱产的小资，大抵是如此。
工人两个字，竖起来写就是天。昂首挺胸的工人就是天，是工人的双手创造了工业社会的大部分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的双手支撑起整个人类社会。在学校里，虽然教师和学生是主体，但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后勤人员创造了可以供教师和学生进行科研活动和教学活动的环境和条件。可惜的是，大部分教师和学生总是认为这一切来的理所当然，好像并不是工友们供给了自己整洁的工作和学习环境，反而是自己在这里的工作或学习养活了他们；而我们访谈的工友虽然能认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在为学校提供良好的环境，却意识不到自己的劳动的真正价值所在，也认识不到工人的进步性。
这一点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长期浸泡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和意识形态中，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点：
首先，认为保洁这种又脏又累的职业只有他们这种年龄大又没文化的“泥腿子”才能做。
在寻找访谈对象时，我们能够十分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心理，其中最具有普遍性的一点便是他们很愿意和学生们接触，但一旦我们提出要进行访谈，其中有些人就会变得犹豫起来。原因不是对我们这些学生不信任或者怕我们看不起他们，而是觉得自己没文化、没本事，又不太会说话，害怕回答不好我们的问题。
可以见得，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只能扫地拖地打扫厕所的“劳力”，与我们学生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之间是有隔阂的。他们不习惯也不认为自己能帮助学生完成采访。这种“自卑感”，究其原因，还是由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尤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劣势地位。普通劳动者已经丧失了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被打压的社会旧阶级卷土重来。而整个社会对待普通工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更令人可悲的是，鄙视体力劳动，追求所谓的“成功”成为了当今社会教育的潜台词——“你看见那个工人了吗，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会跟他一样”之类的话语成为了一部分教师和家长常挂在嘴边来教育学生的箴言。用鲁迅先生的方式来说，“学生和劳动者之间已经有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在这种社会教育和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又怎么能自信起来呢？他们渴望被学生关注，同学生交流，但是又因为这种隔阂又害怕被学生关注。
此外，工友们虽然对工资不太满意，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因素导致的，也没有萌生过改变这种现状的想法。他们中大部分的想法仍然是老板给他们发工资，他们把活干好就行了，而这种体力劳动则完全没有坐在办公室的脑力劳动高贵，所以没有脑力劳动者工资水平高是理所应当的。
可以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没有权利意识的。他们知道自己做的工作很辛苦，也觉得拿到的工资不算多。但是得过且过才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心态。工资少那就节衣缩食来省钱，工作累那就忍气吞声继续干。甚至法定节假日领导不说放假，工人们也不会去问今天放不放假，而是像机器似的重复单调辛苦的工作。在笔者看来，这无疑是可悲又令人痛心的。
有些工友说：“这些知识，在农民的头脑里很单纯，为啥说，农民是过去的奴隶，（现在）不过就是换了换名词。他叫你干好你就要干好，叫你干坏你就要干坏，谁会往坏处上走，还是尽量干好。咱农民的法律淡薄，只要农民有碗饭吃，有个伙边钱[2]，就满足了。”还有些说：“天下的鸡蛋合一块也打不过石头”。自然，原子化的个人的反抗是不可能抵抗得住制度的规训的。老工人们从以往的实践中得出的认识就是，我们说话没有分量，是天生的牛马，就应该受人摆布，听人指挥。在这里，我们更能体会出“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的可贵之处。
总体而言，工友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只是一种浮于表面的感性认识，并没有将自身的遭遇联系到社会，从而也就无法得出“应该去改变一切”的认识，更没有实践。并且，由于我们所接触到的工人大都是老年人，他们对社会未来并不报什么期望，他们中大多数人抱着的唯一愿望就是子女在未来好过一些。按年龄来说，他们已经是日薄西山了，他们的这种理念，也必然随着大工业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在新一代的打工人脑海中的影响越来越小。
在学校里的后勤工人中农民工占据压倒性的多数。是什么让农民放弃土地来到城里成为一名工人呢？“在家也没有什么事，在家花个钱也是很困难，指望那地里的收入根本就不够。你再不出来挣个钱，你家里事情很多，（不够花）。”有工友这样给我们说到。每当我们询问为什么现在离开农村出来打工时，得到的回答都指向这一原因——我种了一辈子地，但现在种地劳累、收入极低，而家庭除吃喝外的其他开销难以为继，自己年龄也大了，干不动农活了。因此，为了子女或上学、或结婚的花销、亦或是单纯不给子女添麻烦，这些农民都选择变成工人，放弃了农民这一职业。
此外也有大量的工友，他们在改革开放年代伊始就转变身份，抛弃了家里的土地，开始走南闯北讨生活。有的工友甚至“毛主席的时候都在外头。”
访谈中我们没有详细询问，但我们可以做一个极其粗略的估算：B市小麦亩产550斤，一年一收，一斤小麦收购价1.6元左右，不算成本，能卖880元。根据网上该市的数据，小麦种植前需要旋地，每亩45元，复合肥每亩地120元，尿素每亩地30元，播种每亩地25元，种子每亩地60元，农药40元，追肥20元，浇水20元，收割50元。每亩地种植小麦需要投入410元，也就是说，一亩地一年大概有880-410=470元的收入。但是1.6元的小麦是历史高位，十年来小麦都在1.2元左右徘徊。如果按1.2元计算，一亩小麦能卖660元，收入为660-410=250元[3]。若是遇见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这个数字将更加不堪入目。但考虑到生活花销，这个数字恐怕还差的很多。
访谈中就有工友这么告诉我们：“主要是化肥太贵，种地不划算。你没有听过农民能吃苦？农民不如出来打工。一个月挣个几千块钱，农民一个季粮食才卖多少钱啊？除去肥料水费啥的都不剩下钱。农民能吃苦是真的，但不如出来打工。”
从政治经济学上分析，农业领域利润低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导致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即单个劳动力所支配的生产资料应该越来越多，单个家庭应该占据的土地应该越来越多，大量的农民需要离开土地，进入工业领域从事工业生产。虽然确实有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了农民工，但中国农村的土地实际上并未过分集中，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流转。
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伴随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农业经营利润的下降。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采取的农业机械等固定资本越来越多，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投入越来越少，即农业生产所耗费的活劳动越来越少，而单位农产品的价值也变得越来越少。这导致了生产单位农产品获取的利润变少。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只有当一个家庭拥有与当前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土地时，该家庭进行农业生产获取的收益才能与当前外出做工相当，否则只能获取非常低的收入。
而中国目前的农业是一家一户式的，非常细碎的生产方式。在现有条件下，中国农村的农民完全有能力以单个劳动力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即一户人家种三十亩到五十亩地。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需要更多的土地），农村农民的收入能大致与外出做工一年所得相当。这意味着需要从农业领域转移出大量的劳动力，将土地集中到一定的规模。但现在农村一户人家只有几亩地，所以种地所能提供的纯收入远不能满足生活需要。所以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讨生活，赚取工资以满足生活的各方面花费。
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农村生活的全方面市场化。以往不需要花钱的各种物品现在都需要花钱购买。最典型的是吃水，以往可以自己打井，现在许多农村基本上都吃自来水。此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物品成为了农村生活的必需品，比如各种各样的家电，摩托车，拖拉机，智能手机等等。这些新的生活用品也需要花费更多金钱来购买。
但农业生产利润低，没有办法直接回答这些本该退休的老年人们出来工作的问题。这些老人出来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养老保险发放的养老金不多，满足不了退休生活的需要，而种地挣钱不是一个好选择；另一方面老人们也需要补贴子女的生活，自己子女目前的生活压力也很大。而农村养老保险之所以发的钱不多，原因在于农村老人交的钱不多，农村的基层政府也没有更多财力配备更多资金，根源上还是在于农业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不足以满足这么多农村人口生活所需。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本来应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人，不得不再加入劳动力市场谋生。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进入那些常规行业，只好选择校园后勤这样的活多钱少但不挑年龄的行业，将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贡献给资本。
第一个去向便是自耕。当然，这里自耕的土地往往是家里非青壮年在照顾，往往在各个环节中都会雇佣他人来帮忙。同时，也会有青壮年在其中劳动但数量较少。自耕这种情况较少，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会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
第二个去向便是外包，赚取少量费用。B市农村的土地承包价格（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异）笔者是了解的，一亩地一年大概是200元，如果种植消耗土地肥力较大的作物，例如种植一轮到后就要休耕的作物，价格最多会翻一倍。可以说，这个价格也就是象征性收一些钱，不能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但我们可以看出，土地会被兼并。
第三个去向便是抛荒。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承包，也没有种植，这同样也是一个阶段性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土地最终还是要被兼并的。
第四个去向是被征收。土地征收通常由政府主导，给予被征收者一定补偿。但是这个补偿往往会被地方各级机构层层剥削，尤其是乡政府、村委会等机构。甚至有农民把征地款存给村委会（现在算非法集资）后，集资人卷款潜逃。
由于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问及家乡情况，我们得到的回答多是：“哪还有人啊，都出去了。”这位工友还补充老人的养老情况：“现在都是各顾各，有几个（顾大家的）你瞅瞅。这社会走薄了，都出去挣钱了，各顾各，老的都没人养活了。像俺这，谁养活？那都是送到敬老院了。你知道农村那乡镇敬老院黑的要命，一天就给你一碗饭，你吃就吃，不吃去球。俺们有几个去的，去不到俩月死了，有的去十来天。它再好，给我磕个头我都不去，哪怕我去要饭我都不去。它那是啥生活。过年了杀个猪，都让领导吃了，老人根本吃不到。多大个乡的敬老院，还能让老人给他干活，弄他那地里的玉米。你说这是乡镇敬老院？我绝对不会进，受罪的很。哪怕饿死我都不会去。”在空心化的农村这样一个养老市场庞大的地方，资本便野蛮生长起来了。
家庭——历来被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们称之为“社会的最小细胞”。他们将家庭关系当作社会关系的基础单元，认为无数的家庭关系有机的组合就构成了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良好就代表着社会关系的良好。
但《宣言》却是这样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笔者访谈中了解到的工友们的家庭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他们有着无产者家庭联系的一切特征，同时又有着属于这个时代特有的悲哀。他们原先亲密的家庭关系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与子女也因此而被变成纯粹的商品和劳动工具。总之，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金钱关系支配和改造了亲情关系”。
问起工友们的家庭关系，听到最多的回答是“得过且过”、“就那样吧”。他们的家庭关系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和谐美好，更多的是生活的无奈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悲哀。
有的工友的家庭关系是充斥着严重的家庭矛盾的。如一位患有腿疾的工友和他的妻子（同样在A校做保洁工作）需要负担孙女（在校大学生）的学费和日常生活开销，这对于他们老两口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两人每月除去花销也就攒下三千元。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他儿子和儿媳的家庭矛盾，他们拒绝抚养孩子。是因为，这个孩子是儿子的头婚生育的，后来妻子嫌弃丈夫没本事挣不了大钱，两人不和便离了婚，妻子将孩子撇给了他儿子。同样因为经济的原因，在再婚妻子的主导下两人拒绝抚养头婚生育的孩子。抚养孩子的重担就这样被扔给了年迈的老两口。这个儿媳也因为老两口没钱，断绝了和他们的来往，甚至在春节时都不联系。
无独有偶，一位大娘有同样的情况。他的儿子同样结过两次婚。头婚破裂是因为“两人不好好过”。而“两人不好好过”主要是因为儿子“没有多大本事挣不了大钱”。儿子头婚生有一对儿女，但他们因缺乏家庭的教育和支持便早早辍学了。现在他们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五岁，便要在C市独自谋生。孙女在卖窗帘，孙子在刷盘子。他们的“后妈”，也因为许多原因不管不顾他们，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经济原因。因为在现实的条件下，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难以兼顾四个孩子的花销（再婚的妻子带来了一个孩子，并又和她的儿子生育了一个孩子）。
当然也有的家庭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美好，但这种和谐美好也只是相对而言。如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大爷。笔者第一次同他交谈时，就觉得他苍老得与同龄人比有些格格不入。他在外出打工之前，经营了一个养猪场，收入虽然不多，但也算“小康”；妻子是乡村医生；儿子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医院上班；儿媳是一名小学教师。尽管他的家庭相较于其他家庭可以算是“优越”了，但还是奈不过经济形势。养猪场倒闭之后，他只能外出打工谋生。他儿子毕业后因为娶媳妇、买房子、彩礼等等事情花光了两人的积蓄，还欠下许多外债。这些外债也仅仅在两年前才还完。儿子身上虽然还背着房贷，但这起码不需要大爷这老两口再操劳了。正是在这还外债的过程中，大爷迅速地衰老。用他的话说：“这都是怪自己的命不好吧，累虽然累过，但起码现在不需要我再卖大力了，就那样吧。”
上述三个例子并不能代表我们所了解到的所有工友的家庭关系，他们每个人的家庭关系都因个人不同的经历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我们大家可以从中发现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维系家庭关系的所有因素中，金钱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
前两个工友的孩子离婚的情况，理由大致相似，基本上都是因为女方嫌弃男方不挣钱，基于此矛盾激化，最终离婚。我们不否定男方会存在恶习陋习，但究其根本仍然是劳资矛盾影响了无产阶级家庭内部的家庭关系。在中国农村家庭中，男方往往是家庭中的经济顶梁柱，需要赚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家庭开支。部分农村女方虽然也外出参加工作（比例不如男性高），但赚的钱基本不如男方多。那些不外出参加工作，在家带小孩和务农的女方对男方的经济依赖就更强。当男方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很好的方法赚取高工资时，家庭内部的关系就会受到相当大的金钱上的考验。当男性是家庭中收入的主要来源与男性工资微薄这一矛盾不可调和时，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会被无情的刺破，这时一切的爱情、亲情、血缘之情都将会因经济上矛盾的不可调和而瓦解。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笔者想，在这里不幸的家庭大多有同样的不幸。无产者也许只有一种病——穷病。
学校中的后勤工人，他们是光鲜亮丽的学校的守夜人。他们有的年轻时便出走家乡，将自己的青春出卖。当年老时，却被迫回来自生自灭，或在这个岗位上苟延残喘；有的在花甲之年，仍被生活逼得外出打工。他们咀嚼着学生们避而远之的污垢，吞咽下的是心酸与苦楚。他们过度劳累却工资微薄，他们以收拾废品为生，住在简陋的宿舍，应付着与年龄毫不相符的工作量，日复一日地奔忙，却于生活与工作中得不到应有的关心与尊重。
我们相信，我们所得到的一系列数据并不是个例，而是深刻反映在高校中都会存在的不合理用工制度。可能部分情况会不一样，但整体情况大抵如此。
可是，支撑起中国大地的，恰恰是这些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人。他们拥有着破荒牛的精神，在各个岗位上用他们的青春贡献着自己的价值。年老时，他们好似那残烛，生命的火焰在风中摇曳，不知哪一刻火焰就会熄灭。当他们的价值被燃烧殆尽，新的蜡烛便会被重新点燃，如若没改变，所有人的命运都将会周而复始。他们燃尽了自己，照尽了黑暗，却不能在世界上留下一丝痕迹。
这是成长的季节，虽然总会伴随着消亡；这是失望的“春天”，但也存在着希望；这是黎明前的曙光，同时也是至暗的时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苦难是永远也罗列不完的，是什么都无法粉饰的，也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弥补的。
我们相信，只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真正为全世界人民带来解放，才能打破所谓的“这就是命”的魔咒。
初步的调研已结束，工友们淳朴的笑容仍闪烁在我们的脑海中。调研进行的一个月以来，笔者得到了数位同好的全力支持与帮助，这篇调研报告在他们的辛勤工作下得以完成。从确定调研提纲、框架构思、进行实地调研、整理访谈资料、撰写、修改直至定稿成文，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大量心血。他们是笔者的同窗之友，也是笔者最亲爱的同志。另外，笔者还要感谢被访谈到的后勤工人，这篇调研报告没有他们亲切的讲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的。在此，笔者向他们致以最衷心的谢意，并送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望天下无产者早日挣脱锁链，求得解放！
注：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不影响全文信息准确性的前提下，本文部分信息进行了模糊化处理。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既是毛主席对我们发出的号召，也是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追求实事求是、进行社会实践所必须要做到的。
在20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们终于完成了这篇万字的调研报告，以此纪念百年前芝加哥工人们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反抗以及百年来仁人志士为了争取工人阶级与人类的解放所做的不懈努力。
[3] 种地估算十分粗略，小麦收购价、化肥、种子的价格和粮食产量都极大地影响种地收入，包括小麦收割后的间隙其他作物种植的小头也没算入，仅供参考。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资本发展的脉络。
